家，对每个中国人都意义非凡。家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是精神休憩的港湾，是个人情感的依托。在崇尚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的中国文化中，家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亲情血缘的纽带，具有极高的地位。而产生于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更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典范”。可以说，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读懂了家文化，也就读懂了中国人。
家的“烟火味”
中国文化是世俗取向的。世俗取向有两个要义：其一、对个人欲望的肯定与满足；其二、将安宁、幸福生活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在世俗取向的中国文化中，家庭作为饮食起居、繁衍生息的场所，具有极高的地位。自古以来，温饱有余、安宁和睦的家庭生活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追求目标。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对“小康社会”的憧憬就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生活图像：一家八口人，五亩大的房屋院落，围绕院落栽满桑树，一百亩田地，五十岁能穿上帛，七十岁能吃上肉，全家温饱有余，劳作有时。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与孟子设想的“小康社会”相比，今天的“小康社会”标准已经提高了很多，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的追求始终没有变化。
中国人不热衷来世、永生、天堂这些超越世俗的目标，而是追求在平淡的居家生活中“享福”。在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居家过日子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都体现在过日子、过光景之中。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一个大大的福字，意味着福气盈门。林语堂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中国人对幸福、平淡家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
家庭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每天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家庭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被赋予极高地位，家庭生活中的“烟火味”也便渗入了社会中的每个毛孔。有一个小故事，行者问老和尚：“您得道前，做什么？”老和尚说：“砍柴担水做饭。”行者问：“那得道后呢？”老和尚说：“砍柴担水做饭。”行者又问：“那何谓得道？”老和尚回答说：“得道前，砍柴时惦记着挑水，挑水时惦记着做饭；得道后砍柴即砍柴，担水即担水，做饭即做饭。”砍柴、担水、做饭这些貌似平常的家务蕴含着大道，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也深受中国家文化“烟火味”的熏陶。
说到中国家文化的“烟火味”，就不得不提中国的饮食文化。饮食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地位尤其高，所谓民以食为天。在《红楼梦》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描述饮食，各种家宴、夜宴、节令宴串接了《红楼梦》的起承转合。饮食之所以成为文化，在于饮食将美味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通过色香味的浸润将家庭的滋味内化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套用一句“舌尖体”来说就是：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生活、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更折射出中国式伦理。人们成长、相爱、别离、团聚。家与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敏感、柔软的位置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承载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修身与齐家
身与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修身、齐家则是中国人独特的磨砺与生活方式。《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是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完善、修行方式。中国文化中的修身不像《忏悔录》中那般沉重，而是像中国山水画一样，充满了自省、宁静和恬淡。用现代学科的眼光来看，修身既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培养情商、逆商的过程。《大学》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八个字来概括修身的方法和步骤。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一个人在内心反省自己的思想、行为，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内化于一言一行，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修身是齐家的前提。一个人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够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见贤思齐。如果自己没有履行应有的伦理规范，则其他家庭成员也不会遵守：父亲做不到慈爱，儿子也就做不到孝顺；兄长做不到友爱，弟弟也就不见得对哥哥恭敬；丈夫做不到义，妻子也就不会顺从。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我们常说的“你不仁休怪我不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修身就是要让一个人在家庭中扮演好各个角色，这样才能让家庭和睦、团结。
修身是齐家的前提还在于：修身也是一个情绪管理，克服自身乃至人性弱点的过程。家庭，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是讲究情而非讲究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个人喜好与情感，就很难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古人很注重家庭关系中的情绪管理。《论语》中说，子女如果发现父母的过错，要温和地劝导，他们若不听从，仍当恭敬，不可冒犯。父母发现子女有错，也要分场合批评，《呻吟语》中提出了“七不责”：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在古人看来，无论是子女劝导父母还是父母批评子女，都要照顾好对方的情绪，使之心平气和。《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管好情绪，就达到了“中和”的状态。修身、齐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传家之道
在家文化中，家庭和家族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成就与价值，都要通过对家庭和家族的贡献来衡量和体现。每个成员都承担着发展和延续家族的责任，这种责任最基本的就是要传宗接代。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家庭、家族的生命通过繁衍生息是可以延续的。正所谓：“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在家文化的价值谱系中，繁衍生命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是对家庭和家族的责任。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普通民众最大的追求和愿望。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指标：权力、金钱、声望。而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成就的指标除了权力、金钱和声望，还要包括子孙后代。如果一个人功成名就，但是后继无人，在中国文化中也算不得十分成功，所谓“家道兴，看后生”。对比中西方衡量个人成就的差异，我们看到家文化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家庭和家族延续来说，传宗接代只是最基本的，品德与良好家风的传承才是真正意义的“薪火相传”。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也就是说，从家庭和家族的延续来看，道德能够传承十代以上，其次是耕读和诗书，而富贵传承不过三代而已。正是出于后世福泽和家族传承的考虑，传统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对后代的道德教化。无论是《颜氏家训》《朱熹家训》，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注重对子孙后代品德的培养和砥砺。《朱熹家训》说：“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曾国藩家书》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此君子也。”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家庭和家族的长远发展和传承来看，古人重品德、轻财富的观念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重家庭和家族延续的观念对于中国人的伦理和信仰影响深远。在中国家文化的影响下，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不如积累福泽的观念深入人心。《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就是说，行善积德，会福泽子孙，丧尽天良，会祸及子孙。这种素朴的道德观念，对于普通民众有着莫大的约束力，很多民众多做善事、不做坏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子孙后代累积福泽考虑。古代的劝善书如《了凡四训》等，记载了许多福善祸淫、福泽后代的故事。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撰写《世德碑》，称朱氏政权的获得是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并告诫子孙后代要体谅先祖之心，循德存仁。
家国之间
家庭不仅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地位重要，在中国人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理念中也举足轻重——家是中国人判断亲疏远近、采取不同措施的基点。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比拟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所谓差序格局指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亲缘、地缘等亲疏远近关系，结成社会网络。这就好比在水里面抛入一颗石子，以石子为中心会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这颗石子代表着自己，而远近不同的波纹则代表着亲疏关系。
在差序格局里，每个人会根据亲疏关系来运用道德与法律，而家是差序格局的核心。《论语》中，叶公问孔子：“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父亲。”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就在这里面了。”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用在差序格局里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西方社会并非如此。在西方，个人主义占主导，每个人处于不同的团体之中，每个团体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条理清晰。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话用在西方社会合适，但放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家，既是判断亲疏远近的基点，也是孕育伦理规范的“温床”。传统社会中有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统称为“五伦”。在“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都属于家庭关系，而君臣和朋友可以分别看做是父子、兄弟关系的衍生。在儒家看来，家国是一体的，一个人如果能将基于家庭的伦理规范扩展于整个国家，也便实现了理想状态。正如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中国人的家文化将家庭中的伦理规范作为基点，泛化到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乃至一切社会思想和行为。学者梁漱溟将家文化称之为伦理本位——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可以说，无论是差序格局还是伦理本位，都是中国人家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人的家文化将社会乃至国家打上深刻的烙印，让伦理关系网络和情谊习俗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即使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人情、关系、面子依然发挥着支配作用。
家国同构的缺陷
在家文化主导的逻辑中，家与国有着同样的结构，家庭的伦理规范既适用于解决家庭问题，也适用于治国平天下，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这些古人看起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在今天看来则逻辑不通：在家庭中讲究亲疏远近、长幼尊卑并无不妥，但如果将这套逻辑运用于治理国家，则会让公平、公正的精神荡然无存。尤其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社会中，如果掌权者根据亲疏与好恶行事，自然就会滋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
家国同构的弊端不止于裙带关系、门阀盛行。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用家国同构的伦理本位思想治国理政，让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上层是强有力的皇权，下层是以亲缘、血缘组织起来的家庭、家族，而连接上层与下层的商业组织、法律则发育不良——因为在伦理本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用道德、伦理代替法律与契约去解决问题。如果整个社会的人都不以法律和契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纠纷，而单纯拿道德说事，许多人就会打着道德或情义的幌子去坑蒙拐骗，这就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到阳奉阴违和道貌岸然的泥潭之中。正如那句话：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家国同构的伦理本位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密不可分，但其对民主、科学、自由精神的遏制也显而易见，鲁迅就将其称之为“吃人的礼教”。经过百余年的救亡图存与社会改造运动，中国的家文化日益回归到家庭本来的角色。今天，市场主导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法律法规调解着各种利益冲突，媒体与舆论坚守着社会伦理的底线，家庭已卸下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包袱，成为承载爱情与亲情的船舶。
虽然家庭已从伦理本位的“光环”之中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不需要承担伦理责任。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风能够帮助人们抵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诱惑；良好的家风能够让人平复浮躁、浮华的心态，更能孕育风清气正的民风、政风。而传统中国的家文化，为我们建设良好的家风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古人的寥寥数语，就能让我们受益良多：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教导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欧阳修在《诲学说》中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朱柏庐在《朱子家训》里告诫后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在中国家文化的经典著作中含英咀华，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家文化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虽然用齐家的策略治国不合时宜，但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的家国情怀依然鼓舞着每位国人。家与国，共同承载了中国人的情感、荣誉和梦想。正如顾宪成的名联所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